2018 年4月14日 ，是我们安徽工业大学（原马鞍山钢铁学院）77级炼钢班入学四十周年师生聚会，我们带着对母校的眷恋，对老师的感谢，对同学的思念，回到了哺育我们成长的母校，所有的同学都沉浸在久别重逢的喜悦中，张张笑脸熟悉却又生疏，声声问候亲切却又久违。母校校长魏先文，冶金学院党委书记韦良德莅临我们的聚会，上任校长78炼铁的李家新和冶金学院的教授78炼钢的范鼎东作为兄弟班级代表也参加了我们的聚会，让我们感动的是八十多岁的朱本立、万真雅、戴朝珊老师几乎能叫出我们每个人的名字，说出当年我们上学时的一些趣事。

四十年前我们相聚在刚组建的，由马鞍山钢校改为本科的马鞍山钢铁学院，也就是安徽工业大学的前身，成为77级108将中的一员，融入钢77这个集体，开始我们的四年同窗，启程我们的“钢铁”之旅。在春意盎然的芳菲四月，我们回到母校，走进熟悉的校园，四十年前我们亲手栽种的小树苗早已绿树成荫，我们刚进校时，只有一栋教学楼，设施简陋，在校四年里，我们目睹一栋栋教学楼、实验楼、图书馆、阶梯教室等拔地而起陆续竣工。如今的母校更是今非昔比，从四十年前本科首届招生的三个班发展到现在文理门类齐全的十几个学院，校园除了本部还有更加壮观气派的东校区。

入学四十周年聚会过后，我的思绪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之中，光阴似箭，恢复高考入学都四十年了。四十年前那个寒冬，我们走进考场；迎考的日子里，白天在地里拼命干活，夜晚艰难复习的情景；接到入学通知书时的欣喜若狂；我们在全国首届科学技术大会闭幕，科学的春天到来之际，跨入大学校门；当年大学校园那种少有的读书热情……一切恍如隔世，一切又历历在目。

忽如一夜春风来

1977年，我高中毕业下乡已三个年头，每天漫无天日弯腰修地球，不敢奢望何时能招工回城，虽然已经习惯了繁重的农活和单调的生活，但对渺茫的前途不免担忧，那年秋天有传闻说要恢复高考，消息沸沸扬扬，又难以置信，因为1973年邓小平首次复出，也试图恢复高考，当年也考试了，但多少人的大学梦被张铁生的一张白卷无情地破灭了，后来许多人包括我，不再梦想能通过考试跨进大学的门槛，我们没把传闻当回事，依然如故地在广阔天地炼红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1977年再次复出的邓小平主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恢复高考招生制度，10月中旬，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大队的有线广播转播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头号新闻---国务院、教育部关于在全国恢复高等院校入学考试的通知，通知里说从当年起恢复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的制度。恢复高考的消息像重磅炸弹，震撼了整个中国大地。真的要通过考试进大学，不再是推荐了，知青们欢呼雀跃，奔走相告。 10 月 21 日 《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隔天我们去公社找报纸还抄下了关键条文：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符合条件均可报考。考生要具备高中毕业或与之相当的文化水平。招生办法是自愿报名，统一考试，择优录取，政治审查主要看本人表现，破除“唯成分论”，这是文革十年后，首次提出“不唯成分论”，这让我们这些不是贫下中农、不是工人阶级、不是红五类的人欢欣鼓舞，我们终于能平等地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恢复高考的意义在于恢复了尊重人才、尊重知识、尊重教育等传统价值观。

我找出落满灰尘的高中课本，在半信半疑中半心半意地复习着，那生疏的语文课本、久违的方程式、似曾相识的几何题、没有学过的排列组合，难以搞清的物理里的左手右手法则、还有无机化学和有机化学、还有那不断在变的党史、政治。当时有传言说，要凭工分高考，也就是说不干满规定的工分不允许参加高考，胆大的回家复习了，我属于胆小的，留在了知青小组，白天战天斗地干农活，晚上挑灯夜战忙复习，干了一天活，疲惫不堪，眼皮打架，用凉水洗个脸继续看书，熬夜苦读，第二天一早还得硬撑着爬起来出工，就这样，我一边挣工分，一边复习，慢慢找回一些已还给老师的残存的记忆。　

我们上学时那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白专道路，是要被口诛笔伐遭批判的，在那“读书无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宁要无产阶级的“草”，也不要资产阶级的“苗”，所以那时上学要走“红专”道路，不断地学工、学农、学军，学文化课的时间少之又少，复习中发现高中课本好多内容根本没学。直到离高考还有二十来天，我才离开生产队回家复习，等到真正钻研进去，才发现不会不懂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在母亲的提议下，我去了已调到马鞍山市八中工作的高中数学老师家，她埋怨我为什么不早点回来，还说我数学基础好，临时抱佛脚也能抓点分，1973年我上高一时，恰逢邓小平第一次复出，学校抓教学质量，搞数学竞赛，我得了高一年级第二名，得第一名的是张承惠，她后来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的所长、博士、研究员、著名的经济学家。王老师答应提纲挈领地帮我理一理，她让我晚上去她家，她从三角函数讲到对数、从对数讲到几何，从几何讲到排列组合，王老师讲解、演算，我云里雾里地听着，X、Y、sin、cos……在农村干农活脑子几乎不用，一下接受如此大的信息量，实在不适应，我努力调动所有的脑细胞去理解、消化、吸收。此时，我对自己临近高考还扎根农村干革命悔青了肠子。老师帮着复习事半功倍，但去了几次我就谢绝了王老师，因为离高考就一个多星期了，我觉得积重难返，时间太紧，不能光顾数学，舍弃其他啊，背背政治，猜猜作文题，也能抓分，此刻的我恨不得自己有三头六臂。

浩浩荡荡进考场

记得当时我们一个大队以及一个公社的知青绝大部分都报名高考，赶考如同盛大的节日，大家浩浩荡荡一路唱着歌出发了，赶到县城已经是傍晚了，我们被安排住在由一所学校安置的临时宿舍。一个大教室好像住了二十多人，有的早早睡了，有的还在叽叽喳喳，我在被窝里临时抱佛脚地在脑海里背数学公式。我兴奋得睡不着，不停地看时间，那手表是父亲的，让我戴着在考场掌握时间。好像到二、三点才迷迷糊糊地入睡，梦中老找不到考场，居然吓醒了。

第二天，我们排着队进考场，那种心情难以形容，兴奋、激动，也有恐慌和不安。当年的高考由各省自行命题，文、理两类都考政治、语文、数学。文科加考史地，理科加考理化。文科的历史和地理，理科的物理和化学是一张卷子，四门的总分是400分，我考的是理科，整个考试结束，兴奋转为沮丧，数学题没做完，物理题看不懂，化学题错好多。政治题都做了，对错就不得而知了，政治题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有党的基本路线（内容有四个“念念不忘”，好像是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社会主义道路，还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等内容），我就语文自我感觉良好，后来得知事实也是语文替我拉分了，当年100分的语文试卷作文竟然占70分。那个年代的作文题，政治色彩比较浓，大多是紧跟形势，大唱高调的，我清楚地记得，语文试卷上的作文题是两题任选一题：命题一是：从“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叶剑英《攻关诗》）谈起；命题二是：“紧跟华主席，高唱东方红”，我没选命题一的议论文，写的是命题二，我那篇作文写的很抒情，几处都用了我擅长的排比句，有感而发，一气呵成，把终于能在考场用自己的笔决定自己命运的感恩之情跃然纸上。

稀里糊涂填志愿

那年是先填志愿，我跟我们知青点的考生共同研究，确定了我们的填报志愿方针：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能逃离农村就行，见哪个学校名字好听就填，想着什么专业能不回农村就填，师范和医学院没准要社来社去，就坚决不填。当时真傻也不知道请教老师或回家问父母（我父亲曾经是包头钢铁学院的教师，填报志愿应该有点经验），就随便把志愿表交了，我一、二、三志愿分别填的是：上海化工学院、南京药学院、合肥工业大学，事后才知，志愿填砸了，第一志愿没取，后面的两个也没戏了。

后来入学后，有老师告诉了我高考分数，并问了我填志愿情况，还说“难怪没取呢？填志愿要有梯度”。当时真是啥都不懂。和我一个插队小组的叶琳，能文能武，能说能写、她选的三个志愿是北京钢铁学院、淮南煤炭学院，合肥工业大学，当时她要把淮南煤炭学院放第一，说能走就行，我说你那么聪明，肯定能考上好学校，在我的力劝下，叶琳才把北京钢铁学院放第一，特长那栏，我说你写上田径和排球，她上高中时就在省队打排球，她当时说录取看考试分数，写那些特长有用吗？叶琳接到录取通知书说她能上北京钢铁学院我功不可没。她进校后得知北京钢铁学院特别注重体育特长生，她在大学短跑和跳远都得过奖。

人生就是这样，每个人都有一、二个改变命运的节点，如果高考录取在另外的学校，我们的人生大相径庭。正如席慕容所说“在我们的世界里，时间是经、空间是纬，细细密密地织出了一连串的悲欢离合，织出了极有规律的阴差阳错。而在每一个转角，每一个绳结之中其实都有一个秘密的记号，当时的我们茫然不知，却在回首之时，蓦然间发现一切脉络历历在目。”

惊心动魄赴体检

当时真是积极，考完试就回生产队干活了。后来接到初选通知，我起大早赶回马鞍山通知高考后招工回马的同学郑宏杰等人回和县体检，那个年代家里都没有电话。当天下午我们要返回和县姥桥，天公不作美，飘起雪花，我们一行四人结伴赶往码头，赶到码头船在鸣笛，售票口已停止售票，马上就要开的是最后一班船，我们冲到检票口急切地跟检票员说我们要赶去参加明天的高考体检，检票员同情地让我们快跑看能否赶上，我们不顾下雪路滑，一路狂奔到船边，船缆绳已放尽，轮船与趸船刚分开，运动健将叶琳一个箭步跃上船，紧接着郑宏杰等两人也相继跳上了刚刚离岸的船。我最后跑到，犹豫着不敢跳，眼看着船离岸，我六神无主，叶琳大喊让我把包扔给她，我下意识地把包扔上船。这时，船头偏转，船尾又靠近岸边，他们三人大喊快上快上，胆小的我一咬牙豁出去了，两手一把抓住了船尾的栏杆，顺势胳膊趴在栏杆上，人悬在栏杆外面，这时船尾已离岸，他们连拖带拽，我终于翻过栏杆上了船，但还惊魂未定，我们几个后怕不已，太悬了！万一掉入水流遄急的夹缝里，小命就没了。我们应该在姥下河下船，可不知何故，姥下河没停，船直接开到了裕溪口，我们下船后，雪下大了，找到汽车站一问，当天没车了。这时夜幕已降临，离我们的知青点，有二十多公里，我们四人冒雪艰难前行，盼望遇到卡车、拖拉机能带上我们，可一路就没见到车，鹅毛大雪越下越大，路越来越难走，我们都成了雪人，眉毛睫毛上都是雪，刚开始我们还不时地拍身上的雪，后来雪都结冰了，很难拍掉，衣裤上的雪有一寸多厚，不时有人跌跤，我们跌跌爬爬赶到我和叶琳所在的姥桥公社油坊大队沈杨生产队（现在过了马鞍山大桥仅一公里）已是后半夜，我们互相拍身上的雪，雪夹着冰硬邦邦的，拍去雪和冰，棉衣湿了、裤子湿了、鞋子也湿了，棉衣还没有替换的，只能半夜敲隔壁邻居家的门，借他们家放幼儿的那种木质火桶烤衣服。紧接着更为闹心的事发生了，我的准考证找不到了，我彻夜未眠，心里七上八下。叶琳安慰我，说她的高中老师调在县教委工作，可以找他想想办法，第二天，我们到了县城，就去教委找叶琳的老师，他说帮我打招呼先体检，然后再回公社开证明，我那忐忑不安的心才稍稍定下。整个初选体检真是好事多磨。一同跳上船的郑宏杰录取在马鞍山师专，郑宏杰八十年代担任共青团安徽省委副书记，九十年代去了深圳，在深圳担任过几家企业的总经理、董事长，2012年习近平担任总书记后离京考察的第一站是深圳前海，时任深圳市前海管理局局长的郑宏杰接待了习总书记，网上有习总书记和汪洋、郑宏杰等在前海的合影。叶琳从北京钢铁学院毕业后分在马钢设计院，现在是青岛科技大学的教授。

柳暗花明又一村

考完试，初选体检后，在家过了年，我就“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又回生产队干活了，在经历了漫长的等待后，眼看周围的知青陆续有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高中同学里学习好的基本都收到录取通知书了，我心灰意冷，当我彻底失望，拿起书本，准备重头再来时，录取通知书从天而降，我录取在马鞍山钢铁学院炼钢专业，那种兴奋无以言表，那份迟到了的录取通知书，它所带给我的欣喜，今天已无法形容了。虽然学校不是我填报的学校，尽管专业不是我喜欢的专业。但我终于实现了大学梦，到校后听说马鞍山钢铁学院原来定在1978年夏季招生，学院打报告要求提前招生并且得以批准。我清楚地记得我到大队、到公社办手续时，其他知青羡慕的眼神。我还忘不掉那时每每有招工名额时，公社干部和大队书记等人那种生杀大权在握不可一世的劲头，让我兴奋的是：我不求他们也走了，而且不是进工厂，是上大学！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收到入学通知书，我庆幸能在和县姥桥中学度过我的初中和高中时代。1969年11月28日我们全家跟着作为马鞍山下放干部的父亲来到了和县姥桥公社，当时我上小学六年级，因为全家下放，我比马鞍山的小学同学提前上了初中，所以还比他们早一年高中毕业，我当时所在的姥桥中学，云集了各地下放去的教师，数学王老师是上海人，华东师范大学毕业的，后来调到马鞍山市八中；英语徐老师也是上海人，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的，她现在定居美国；物理张老师是皖南师范学院毕业的，后来调到马鞍山市一中；化学徐老师是复旦大学毕业的，她是英语老师的亲妹妹，后来回上海，改行自己开公司做建筑设计，年逾古稀还在叱咤风云，生意做的风生水起；语文和政治老师也是大学毕业。一所农村中学云集了那么多大学甚至名牌大学毕业的老师，真要感谢那时大学生下乡锻炼的政策。恢复高考后，马鞍山我的小学同学考上大学中专的凤毛麟角，而和县姥桥中学我们班考上本科、大专、中专的有十几个。前面提到的张承惠、郑宏杰是姥桥中学的同学，他俩也是马鞍山下放干部的子女。姥桥中学我们班同学里有博士、研究员，有大学教授，有高级工程师，还有几个厅级干部；有个同学是军校的博导、系主任，他培养的博士生已是海军的舰长、少将军衔。感谢当年毛主席不仅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还让干部下放农村，还让教师下乡，如果我们全家没下放农村，我也许还考不上大学呢。

母校圆我大学梦

我们是1978年4月10日到学校报到的。当时，十年动乱刚结束，到处都有十年浩劫的痕迹。我一直保留着当年的入学通知书，是那种很差很粗糙的纸油印的，油墨深浅不一，上面还盖着马鞍山钢铁学院革命委员会的红章（见照片），通知书背面的报到注意事项是：“携带党、团组织关系、户口、粮油关系和所在单位介绍信；学制四年，毕业分配和待遇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学习期间待遇按国务院有关文件精神执行；携带生活必需用品，需带棉衣、棉被、蚊帐等物；携带《毛泽东选集》1—5卷；高中数理化有关参考书籍；携带制图仪器、三角板、计算尺等文化用品；报到时交脱帽一寸照片三张，须交一学期书本费捌元，多退少补。”

四十年过去了，我们的老师说，“77级、78级是被耽误的一代，也是幸运的一代，更是勤奋的一代，还是最能吃苦的一代”。我们历经“天灾人祸”的三年自然灾害，遭遇“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广阔天地“练过红心”，我们中工、农、商、学、兵都有，当年我们从田间地头，从工厂车间、从边疆军营，从四面八方迈进梦寐以求的大学校门，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虽然同学间的年龄相差十几岁之多，尽管同学间的文化基础参差不齐。但所有的同学都对知识如饥似渴，对学业孜孜以求，我们的口号是夺回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攻城不怕坚，攻书莫为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是我们当年的座右铭。

我们班没有应届生，入学36个同学绝大部分都是从农村考来的下乡和回乡知青，来自工厂的几个同学也基本是下乡后招工进厂的。最大的章茂强入学时都30周岁了，最小的刘晓亚入学时18周岁，他是我们班唯一的60后，进校报到基本都是自己肩扛手提或扁担挑着行李被褥来的，带着脸盆水瓶搪瓷缸，学校为了欢迎新生，还特意用毛竹扎了个门楼子，上面拉着欢迎新生的标语。当年学校欢迎新生大会上的语言颇具时代特色：“新入学的战友：红梅报喜讯，战鼓迎新春。十一大路线指航向，抓纲治国见成效。看，神州大地春满园；听，祖国四方传捷报！在这举国欢歌庆胜利，万马奔腾齐跃进的战斗声中，我们满怀革命激情，热烈欢迎你们---一批朝气蓬勃的新战友！你们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你们光荣地接受了党和人民的选拔，担负着社会主义祖国赋予你们的历史任务，踏进钢铁学院校门。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这是华主席抓纲治国英明决策的丰硕战果！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迫切召唤！让我们并肩战斗，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努力学习奋勇前进吧！”

当年我们能上大学，是历史提供的机遇，也是我们人生的转折。1978年5月14日我的日记，记下了我为班里黑板报写的稿，那是我当时心情的真实写照，全文如下：“春天来了，扬花吐穗百花争艳的春天来了；春天来了，阳光明媚万紫千红的春天来了。是春风把乌云吹散，是阳光把前程照耀，崭新的春天来了，科学的春天来了，科技大会把宏伟的蓝图描绘，科技大会是向四化进军的号角，亿万人民踏上了新的长征，我们怀着一颗炽热的心和满腔的热情，在春光下，迈进了钢铁学院。多么自豪，我们是粉碎四人帮后的首届大学生；多么荣幸，感谢华主席送我们上大学；多么幸福，我们又背起书包，回到了学生时代。当我们在校园漫步、当我们坐在宽敞的教室里上课、当我们在图书馆里静静地看书、当我们好奇地走进整洁的实验室，我们忘不了农村熏人的煤油灯和原始的耕作，我们的科学技术还很落后，我们担负着时代的重任。我们是冶金战线的新兵，我们是未来的钢铁战士，实现四化靠我们，钢铁翻番靠我们，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让我们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发奋学习！”

苦过才知甘甜，经历了文革禁锢知识的岁月，才珍惜来之不易的上大学的机会，当时我们的学习热情空前高涨，课堂上，老师们认真授课诲人不倦，学生们聚精会神学而不厌，下课后，我们围着老师，争相提问，好像有问不完的问题，老师和助教耐心回答循循善诱。那时我们还经常去老师家质疑解惑。有时同学间讨论问题也会争得面红耳赤，清晨和傍晚，山坡上、树荫下、操场边到处都是朗朗读书声。同学们学习争分夺秒，在食堂排队打饭，手里还拿着单词本，背诵外文单词。节假日和星期天基本上都在教室渡过，夜已深，教室里仍有很多同学在灯下苦读；熄灯的铃声响过，还有人舍不得离开。去阶梯教室上大课，为了坐在前排看得清楚，早早去占座位。那时的学习生活，就是教室、食堂、宿舍“三点一线”。虽说学习有点枯燥，但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苦中有乐,其乐无穷！那时晚上经常停电，很多同学步行去市图书馆看书学习，学到很晚回来。除了停电还停水，一停水同学们就去附近村子的池塘里洗衣服。那个时代物质短缺，也正是因为物质的匮乏，没有过多奢望，简单并快乐着，当时最奢侈的娱乐就是学校包场看电影。四年里同学间相处融洽，常翔麟是我们班的活宝，爱说笑偶尔也会恶作剧，高海潮每天人没到，嘹亮欢快的歌声早已飘进教室。庆祝建党六十周年，班级举办诗歌朗诵会，同学纷纷登台献诗，记得张启善同学写了满满两页纸，饱含激情地朗诵，只可惜我们一句都没听懂，他说的是浓重的枞阳话，几十年过去了还是乡音未改。

我们进大学，十年浩劫刚结束，经济接近崩溃的边缘，论学习生活条件，与今天相差甚远。粮食布匹副食都定量供应凭票购买，大学生每月的粮食定量比一般居民还高几斤，当年大家生活都很简朴，穿的都是布衣布鞋中山装解放鞋，衣服还打着补丁，每个季节基本只有两套衣服换洗。当时大家都没钱，即使有钱有布票也买不到好看的衣服，当年常翔麟和宋超还骑车去南京买军大衣穿。刚进校只有一栋教学楼和一排平房，住宿条件也很差，男生女生住在一栋三层小楼里，第二年那栋楼拆了，77和78级女生住一栋小二楼，厕所还在楼外。学校的伙食也很简单，每天几乎都是相同的几样菜，我们去上海实习，看到上钢三厂食堂的菜肴点心那么丰富，真是开洋荤。我们进大学第一年还有学农和学工，刚进校那学期的6月3号参加割麦劳动，大家都在农村锻炼过，农活难不倒我们。第二学期学工，在校办工厂学习车床操作，几人一台车床，我们组潘玉华动手能力强，大部分活都是他干我们观摩。我们还经常参加建校劳动和绿化植树，除了在校园里栽树，湖东路上安工大附近的香樟树也是我们亲手栽种的，当时种树刨坑时要求每人一坑，每坑一米见方。学院基建教学两不误，我们一边学习，一边参加建校劳动。由于教学条件简陋，实验设施匮缺，为了保证教学质量，有些实验课去南京的高校上，是乘带顶棚的卡车去的，我平时晕车，我觉得乘卡车挺好的---不晕车。我们去过南京航空学院（现在的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去过华东水利学院（现在的河海大学）的流体力学实验室，还去过华东工程学院（现在的南京理工大学）的计算机室，那时的计算机是个庞然大物，一个计算机系统几乎占了半栋楼，程序是通过冲孔写在纸带上的，像电影的胶片，同学们通过计算机编程由针孔打印机打印出一个点阵式的熊猫图案，尽管花了很长时间，在当时感觉很有成就感。我们上大学时，运算用的是计算尺，八十年代初，我们班乌力平同学的伯伯从美国带回一个能算三角函数的科学计算器，当时大家连能算加减乘除的计算器都没有，同学们都觉得很稀奇，争着看抢着演算。

很多往事是难以忘却的，第三学期结束前的七一联欢，也就是1979年的7月1日，马鞍山钢铁学院跟马鞍山师专联欢，我清楚的记得我们班的周必成上台演节目，那个节目是精心编排的舞蹈《军民一家亲》，舞蹈的故事情节是拥军爱民，几个小姑娘去军营要帮解放军洗衣服，周必成演解放军战士，他舞跳的可好了，让人羡慕。世事难料，79年的9月开学后，我们班集体去上钢三厂生产实习，谁能想到，那个舞姿翩翩、活力四射的周必成病倒了，竟然是肝癌，不能前来实习，同学们听了都很难过唏嘘不已，更让人难过的是，我们在上海实习期间，周必成被家人带到上海的瑞金医院诊治，医生检查后告知肝癌晚期，已经转移，无法医治了，同学们去上海火车站送周必成，大家都忘不掉躺在担架上的奄奄一息的周必成那绝望和不舍的眼神，现在想起来还很心酸。我们一个月的生产实习结束，回到学校没几天周必成就去世了，年仅23岁。我们班还派了代表去了淮南的周必成家里悼念，他的父母痛不欲生，他是家里的独子，上面有五个姐姐。在这里我要向早早离我们而去的周必成同学及前些年离开我们的杨阳春和章茂强同学表示深深的怀念！

在母校度过的四年美好的大学生活，宛如五彩斑斓的画卷，深深印在我们的记忆中。岁月如歌、往事如烟，四载春夏秋冬，件件往事，历历在目、温馨难忘；茫茫人海，芸芸众生，同窗四年，缘分难得；悠悠岁月，漫漫旅途，相识40年，友情珍贵。

吃水不忘挖井人

1977年的高考是文革十年浩劫后恢复的首次高考，也是中国高考史上唯一在寒冷冬季的高考，也是沉积考生人数最多的高考，也是考生年龄跨度最大的高考，也是历年录取率最低的高考。当年由于高考中断十一年，报考人数过多，而那时一切都是计划供给制，国民经济也刚开始恢复，面对数量如此之大的考生，国家一时拿不出足够的纸张来印考卷，当时有报道，中央果断决定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来印考卷。可见对高考的重视。那年全国570万高考大军仅仅录取27万人，录取率不到5%，我们幸运地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

大学毕业，我们唱着“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依依惜别。我们带着青春的梦想，踏上各自的征程；我们怀着满腔的热情，汇入改革的滚滚洪流，我们带着纯真的希望，描绘人生的蓝图。几十年过去，77级同学都在各自的岗位有所建树，有人业务拔尖，成为企业的炼钢专家，有人走上了领导岗位，成为优秀的管理人才，77轧钢班留校的杨亚达同学是两届全国人大代表，出席了十年的全国人大会。我们班长施卫国分配到南钢后先后担任南京团市委书记、市政府副秘书长等职务，杨阳同学任马钢集团公司党委常委、副总经理，高海潮同学担任马钢股份公司的常务副总经理和总工程师职务，乌力平同学任马钢股份公司副总工程师，秦长荣同学担任马钢（合肥公司）党委书记兼董事长，葛凤鸣同学担任马钢集团公司组织部部长，刘晓亚同学是瑞典皇家工学院的硕士，回国担任东方特钢总经理，彭大奇同学担任南钢公司新产品开发中心主任等职，留校的王建军同学卓有建树，获得多项科研成果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还有同学也担任了厂处级领导职务，就不一一列举了，有同学获得了多项发明专利和科技成果，还有同学被单位聘为首席工程师或高级技术主管。还有同学自己创业。现在我们同学大部分都卸任退休。

今年是我们77级同学入学四十年，也是祖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毕业生，我们幸运地与民族振兴、国家强盛的巨轮同时启航，一路见证了祖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我们是学炼钢的，就说钢产量，四十年间全国钢产量从两千万吨发展到现在的八亿吨。从1978到2018是我们人在旅途、风雨兼程的四十年，也是全球世事变幻风云突变的四十年，更是祖国沧海桑田翻天覆地的四十年，是科学技术一日千里的四十年，是时代腾飞日新月异的四十年。这四十年巨变，源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我们饮水思源，感谢改革开发，感谢当年中央恢复高考的英明决策，感谢当年录取我们的母校，感谢曾经教导过我们的所有老师，感谢我们的祖国，感谢我们所处的这个伟大的时代！

‍